古代就有学者认为石刻是青铜铭文的延续,用于记载历史

本体意味的碑在最迟不超过孔子时代已作测方位、定时辰等器物使用,作铭记功能使用,最早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上开始。有一种学说认为碑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,另一观点认为,“碑”的称谓在周代才出现。

战国 中山王铁足铜鼎 中山王陵文物陈列

而以照碑刻的性质功用来看,刻碑起源可朔及青铜铭文。

战国秦国《石鼓文》的出现,为后世碑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虽然《石鼓文》的具体年限尚不能确定,其有颂扬之意是可以肯定的。韦应物之《石鼓歌》云:“周宣大猎岐之阳,刻石表功炜煌煌。”欧阳修亦言:“镌功勒成告万事,凿石作鼓隳嵯峨。”总之,“石鼓文纪田鱼之事,兼及其车徒之盛,又有颂扬天子之语”。

战国 石鼓文 故宫博物院藏

这与青铜铭文“称美而不称恶”之意是一致的。于此,把《石鼓文》作为青铜铭文之功用的延续,当是十分恰当的。

继《石鼓文》后,始皇刻石发展。《语石》记载:“秦始皇帝东巡,刻石凡六。始于《邹峄》,次《泰山》,次《琅邪》,次《之罘》,由《碣石》而《会稽》,遂有沙丘之变。”诚然,始皇数次刻石未以“碑”称,但已具有十分明确的颂德之意。

秦 陕西凤翔秦公大墓椁室两壁外侧的“

《史记》记载:“二十八年,始皇东行郡县,上邹峄山。立石,舆鲁诸儒生议,刻石颂秦德,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。乃遂上泰山……刻所立石,其辞曰‘皇帝临位,作制明法……祗颂功德……大義休明,垂于后世……’”后“登之罘,立石颂秦德焉而去。”又,“至于琅邪……犹刻金石,以自为纪……群臣相舆诵皇帝功德,刻于金石,以为表经”。

战国 网络图片

综而论之,始皇刻石与碑既具相同的功用,即“勒石纪号,垂衣后坤”。如是,两者功用的一致性既造成了其称谓的含混不清。如《史记》中,唐司马贞与张守节作注解时既使用了“碑”的概念。

于此,将始皇刻石定义为金石之过渡是无可厚非的。而后至汉代,“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”,碑刻遂大兴矣。

战国 韩国宗庙碑新郑市博物馆藏

宋郑樵对这一段金石发展过程作了概述,“三代而上,惟勒鼎彝,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,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,自秦迄今,惟用石刻”。后,朱剑心作了修正扩充:“三代之间,有金而无石;秦汉以后,石多而金少,而今亦无足甚重。故欲究三代之史莫如金。究秦汉以后之史莫如石。”

根据马衡的研究,导致金石转变的原因实为“周室衰微,诸侯强大,名器浸轻,功利是重。于是以文字为夸张之具,而石刻之文兴矣”。于此,从立碑的性质而言,青铜铭文与后世碑刻同具“标序盛德”“昭纪鸿懿”之意,故“碑实铭器,铭实碑文”耳。

嵩山少室东石阙

可见,在古人看来,从镌铭青铜到刻勒石碑,不过质同而文异耳。所以,将西周的青铜铭文确定为碑刻的起源当无不妥之处。亦如刘勰所云:“庸器渐缺,故后代用碑,以石代金,同乎不朽。”

概而言之,从碑刻的意义功用而论,将其起源确定为西周的青铜铭文是比较恰当的。随后,石鼓文与始皇刻石即作了金石转变的重要过渡。及至汉世,今天所言的碑刻才发展成熟。故由金至石只是外在形式的变化,其意义功用是完全一致的。

内容整编自:张宇《碑刻前的碑刻——中国独代碑刻探源》,荣宝斋2019年9月号。感谢《荣宝斋》及作者提供资料,如有疑问请私信联系。